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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有关法律，公务员通所在单位间属于人事关系，其他公职人员与所在单位间则属于人事关系劳动合同关系或者劳务关系。

[14] 政务处分对象的判定是准确适用《监察法》的前提，在确定政务适用对象时必须既考虑《监察法》第15条、第45条的规定，又要研究《暂行规定》对《监察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还要综合考虑政务处分的性质及其在监察处置中的地位与作用。第四种是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对这些公职人员只能根据《暂行规定》第9条，监察机关可以依《企业国有资产法》《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向有关机关、单位提出取消当选资格或者担任相应职务资格或者调离岗位、降职、免职、罢免等监察建议。监察机关可以根据监督和调查的结果，对这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受到纪律处分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但并不对政务处分适用全覆盖，这是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的限度，此种限度包括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范围、公权力行为的责任追究、违纪违法犯罪及违反内部规则行为的责任追究三个维度。三是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提出监察建议，要求取消当选资格或者担任相应职务资格。但监察机关是行使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对一切公职人员行使监督权，从而在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适用于违纪违法情节严重，危害程度较大，给党和国家利益带来重大损失，或者违纪违法达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必须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情形。[17] 四、政务处分适用的情形 公职人员在什么条件下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监察法》第11条和第45条均规定，政务处分适用于违法的公职人员。国家计划性科研的目的是国家为了完成一个科学攻关(如粒子加速器项目、疾病研究项目等)，换言之，它的存在依然是基于真理探索的意义，因而检验科研计划成功与否是基于客观事实，仅取决于可验证性、可重复性等实验检验一般标准，这与古典意义上的科研没有本质区别。

第一，产业型科研活动经费不得与学科型自由科研的经费相混淆。[8]参见前注[4]，王德志文。笔者认为，科研经费的宪法基础到底是学术自由还是教育自由应当予以明确，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一，产业型科研经费的获得与否不能与对科研人员的学术评价(如职称评审)挂钩

在以往行政法学理论中，学界关于不动产登记行为性质的讨论并不少见。此即公信原则之真谛也。

[xxix]如有学者所言:虽然我国登记制度涉及的事项繁多、类型多样，但基于公示功能所必需的稳定性、公信度则是其效力保障的共同核心，表现为登记效力的相对稳定性和对登记撤销权的限制。二、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不动产登记 （一）既有学说整理与评介 1.既有学说。但是，基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局限性，人类设计法律制度可能有的缺陷，以及人性弱点等因素，我们不可能确保每一个不动产登记都是客观、真实、正确与合法。它们对行政相对人都能产生不同程度上的法效果，但是，与行政决定不同的是，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并不取决于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而是相关法规范的事先规定。

[xxxii]因此，基于对善意第三人权利的保护，确认违法判决是最为妥当的裁判方式。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规定: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基于这一法规范，在面向第三人时，这一登记簿因其背后有国家担保而产生一种公信的法效果，保证了不动产交易秩序稳定、有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对房屋享有权利根本上取决于相关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

之所以如此，（1）从私法角度看，公信原则在具体制度上，则体现为物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基于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内容，登记机关无要求行政相对人将来履行何种法定义务的法定权力，行政相对人也无可请求登记机关履行何种职责的法定权利。

[xiv]程啸:《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公信力与买方信赖的保护》，载《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国家在制定民法典过程中，必须正视及用心加以落实这种行政法的介入。

我国《物权法》采权利登记制，即不动产一旦登记，登记名义人就获得不动产权利的确认，并且国家担保这种权利确认的正确性，此即为登记的公信力。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及的房屋已被全部拆除，芮城县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为由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混淆了撤销判决的对象。[xix]霍振宇:《行政登记与司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xiii]行政法学引入此概念，用于区分行政决定和行政事实行为，已为通说。当下行政诉讼实务中，虽然行政行为说与法院针对不动产登记行为适用撤销判决的做法相一致，但是，在不动产登记中登记机关的意思表示的内容何在？该说仅仅从主体、职权、效果和强制性等方面加以叙述，未及此点。但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并据此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应当告知其应当先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该民事争议，然后再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有时由于社会与经济压力，个人连缔结契约的自由，亦无法自主。《物权法》第14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行政确认虽无授予权利的法律后果，但起着官方证明和赋予公信的作用，不动产登记证明登簿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经过了登记机构的审查和确认，使公众更有理由确信为真实。登记行为首要意义在于物权变动的公示及公信。

奉私法自治为最高准则的民法，对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抵抗力。[xxvi]确保交易安全的不动产登记功能是在法制重建之后才依法赋予的。

（二）行政诉讼的一并审理 如上所述，不动产登记在行政法的面向上是行政机关依申请作出一个行政事实行为，那么，纠错机制就是公法性质的。为此，《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1条规定:为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规范登记行为，方便群众申请登记，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制定本条例。而法律之所以‘将错就错，皆因第三人‘信以为真。因此，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实务中，撤销不动产登记（《物权法》之前通常称房产登记、土地登记）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意思表示是源于民法的一个学理概念。支撑不动产登记（登记簿）公信力的基础可分为规范基础和行为基础。

这里的登记就包括了不动产登记在内的行政登记行为。该说认为，不动产登记与行政确认是高度一致的。

结语 在私法领域中，以自由——安全为核心的私法自治价值高于一切，但现代社会中，这种自由——安全的价值有重新评估的必要。[xxx]但是，从学理自圆其说的基本伦理准则出发，我们今天应该放弃这种所谓的共识，确立有限的不动产登记纠错原则。

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如果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发生争议时，就必须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进入专题： 不动产登记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 。[iv]吕艳辉:《公私法交织中的不动产登记》，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5期。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不尽发达的行政法理论基础上制定了《行政诉讼法》，在未区分行政决定与行政事实行为的基础上，规定了以撤销判决为核心的行政诉讼判决体系。

从上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在具有基础性质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之上发生的民事争议，《行政诉讼法》已经为其提供了一并审理的诉讼程序。[xi] 2.行政决定与行为事实行为。

[xvi]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字第12号行政裁定书。基于不动产登记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这一前提条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若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对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有异议，应当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由复议机关依法作出决定或者法院依法裁判。

[xiv]也就是说，如果不动产登记发生错误，善意取得该不动产的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簿记载内容的信赖，法律也应当推定该登记簿记载内容正确，从而使该第三人取得该登记不动产的权利。[vii]司伟:《论不动产登记与权属确认》，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5期。